袁志刚: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澳门新葡萄京娱乐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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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问:袁老师,我们知道,任何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都有其相应的现实背景,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您认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最深刻的现实背景是什么?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是为了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哪些重大挑战?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自然、经济和社会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事物发展的根本目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28年的高速增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好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在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挑战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的国际转移,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对能源的消耗、自然资源的依赖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空前严峻。挑战之二,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在增长动力强劲的同时,面临着5大矛盾: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之间的矛盾、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内外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之间的矛盾和三次产业难以均衡发展的矛盾。具体来说,首先,虽然中国的GDP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落后于GDP的增长,构成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矛盾;其次,GDP增长的总需求增长中,主要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程度上升,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更加复杂,构成内外经济利益的矛盾;第四,本国居民的储蓄不断增长,但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回报低,构成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最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差异大,一产增长缓慢,二产增长呈加速状态,但三产增长乏力,不符合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三次产业难以均衡发展的矛盾。挑战之三,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地区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失业人口和失地农民增加,公平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大,在公平和效率问题需要有新的平衡机制。挑战之四,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绩的同时,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的矛盾就显得较为明显,三大文明建设共同推进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应该说,正是上述挑战呼唤着发展观的战略调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全面协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相匹配的指导思想。问: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上海提出了“四个率先”的总体要求,即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长期身处上海、关注上海发展的学者,在您看来,上海需要克服哪些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四个率先”?就目前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来说,除上述共同面临的挑战之外,上海在自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一、就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来看,上海经济活动容量的扩大、城市的扩展、人口密度的加大、建筑物的不断长大长高,汽车流量的不断增多,城市空间和功能比例失调等都市病开始出现。另外,从西方城市发展的成功规律来讲,一个有魅力的国际特大型都市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磨练,需要文化的熏陶,而我们的城市在短期内长得太快,对历史建筑破坏得太多,导致城市“失忆”,中断了历史;催生的城市,是没有文化沉淀的城市。二、从上海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来看,上海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产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二产内部的就业结构向重化工和高新技术方向发展,一般制造业正在失去它的优势,三产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不断地上升。但是在上海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第一,上海作为全国或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在周边地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不快,就业比重还太低。第二,第三产业总体产值和就业比重与国际性大都市的距离相差太远,其中尤其是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与国际性大都市的距离更远。第三,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科研技术服务行业,一方面对它们的产值统计存在问题,产值比重令人怀疑地低,这一领域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高于平均水平,但是他们的产值比重却低于就业比重,这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上海这一领域的就业比重在近几年甚至出现下降。出现结构失调的原因在于:1、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由于制度等问题,难以进一步发展,制约了上海国际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形成。2、1949年以后,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萎缩,单一制造业中心的历史,形成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就业队伍,尤其缺乏国际型和开放型现代服务业人才,使就业结构转型难以完成。3、人才引进、培育和使用过程中计划和行政色彩太浓,市场化程度不够。4、文化艺术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三、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的矛盾要小于全国,但不能忽视。这些矛盾,有的十分突出,有的初露端倪。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头羊,这些矛盾或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象征。换句话说,上海能否比较彻底、全面、迅速地解决好上述矛盾,能否实现“四个率先”,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大业的兴衰成败。问:既然如此,您认为,下一步上海的发展,在路径选择上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兼顾哪些因素?前景如何?根据我国和上海在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上海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要着重考虑以下因素:(1)城市的发展模式的选择,有效实现科学规划、人性规划、功能规划、可持续规划和有文化特色的规划之间的整合;(2)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较好处理目前宏观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矛盾;(3)坚持科教兴市,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产业;(4)探索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的机制;(5)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探索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道路。上海得改革之先,有着很好的体制机制基础,较为开放的国际环境,比较充沛的国际化人才。我认为,如果能够充分整合、有机联动,是有可能探索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的。当然,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考虑经济,也不能忽视文化;需要考量上海自身,也需要兼顾全国、放眼世界。

去年中央提出我国的发展要转到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上。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地区差距的拉大、环境污染、三资企业比例等。这20多年来,我们很追求效率。一个现象是,政府官员几乎都变成了经济专家。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但在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要顾及全民,让全民受惠。否则内需就不会增长,那么会出现通过投资和出口变量来拉动经济,这样的经济会与别国发生很大的矛盾,很危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贫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还能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要素秉赋有:劳动力人口。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两元经济,13亿人口中有8亿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结果是工资低,所以廉价劳力是中国经济的特征。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被打破了,在上海,月薪从500元至5万元都有,而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很少见。这个工资系列的好处是任何一个来中国投资的项目都可以找到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本进入。中国缺少资本,但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华人资本。改革开放初始,最早进入的就是华人资本。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使中国在短期内超过了几个时代。制度改革。但最初的改革已经显出了弊端。现在要缩小贫富差距,低工资要增加,高收入者要负担更多的税。从大的方面看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实际就是7、8亿劳动力参预了国际分工,生产要素被重组,资本和生产线被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国历来是需求制约型经济,扩张需求以支撑增长。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高速增长。但在1997—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疲软,通货紧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200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明显,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大幅增长,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9%。全年GDP增长数据为9.1%,这是97年来的最高值。2004年达到了9.5%。中国经济的第一波增长来自农业增长。1978-1985年是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时期,城乡差距最小。1985年后,又开始拉大。现在的城乡差距有三倍甚至更多,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最富的省和最穷的省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大概是12倍,现在是40倍。而农业是土地、资本、科技密集产业,中国的农产品因为没有比较优势,也不能出口。这说明最初以食品为内容的增长已经到顶了。第二波增长的内容是轻工业,中国从1985-1992年是乡镇企业一枝独秀,成为经济的火车头。从1992年起,中国开始有了消费,消费开始推动对经济增长。第三波增长的内容是家用电器。所有这些在1997年都饱和了。这时中国出现了两元经济,城市已经饱和,但农村却无力消费。只有江浙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工业化和移民基本解决了三农问题。因为出现了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和就业制度改革,从1995年始,中国银行出现存款余额高于贷款余额。消费开始萎缩,投资也开始萎缩。这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一是城市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推动的,这两项消费的上涨,推动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这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的。二是中国加入了WTO,出口连年高速增长。三是中国的工业全面发展,工业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重工业的增长高于轻工业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工业化时代。四是工业化带来了移民潮,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这四项增长再推动经济增长5、6年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中国的GDP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这也是因为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层次比较低,提供的是低端劳力。GDP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很低,GDP增长10%,就业只增长1.2%,就业低增长与GDP高增长形成矛盾。推动GDP增长的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始终在低水平,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回报率较低)和出口。而一个怪圈就是: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投资和出口时,它就越发依赖这两个因素。内需的增长就越发落后。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不断上升,也构成了中外利益集团的矛盾。小国经济中可以有很高的进出口率,大国的外贸依赖度不能很高。 国内居民储蓄不断增长,但投资渠道很少,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居民储蓄难以形成有效投资,构成储蓄和投资的矛盾。中国目前不缺钱,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FDI(外商直接投资)要进来?因为FDI带来的不仅仅是钱,是项目,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国际市场。但FDI需要中国的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产品是“made in china”而不是“made by china”的原因。这也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太低的原因。经济增长的速度中,第四产业增长太慢。对创造GDP贡献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美国和日本先后成为“世界工厂”,但当日本成为“世界工厂”时,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新趋势,那就是高科技产业并未转移,科学的中心没有转移。所以日本没能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独霸世界。但日本仍有它的品牌和产业。当中国成为第四个“世界工厂”时,却很少有自己的品牌和产业,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我们分到的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收入。而且按照这种形态发展下去,三产也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比如上海这种城市的定位就很困惑。国内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尤其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不发达。这就是我们的危机。地区不平衡在增加,东西部的差距已经达到2.6倍。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增长中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矛盾十分明显。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法两国的7.7倍,日本的11.3倍。与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成对比,环境污染已成危机。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总依靠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要提高内需。经济发展要立足于本国,不能过多依赖外国。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城市扩展至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定要有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中产阶级的社会才是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怎样形成中产阶级?我认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多数人,至少七八亿吧,他们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有体面、有知识;二是把所有企业的股权公共化,让大家持有企业的股权,以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只有保持公平的社会才是最终有效率的。所以我的提法是:公平最后会促进效率,促进社会发展。因为一个大部分人都是低工资的社会,可能在微观上有效率,但在宏观上是没有效率的。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做到几个一致: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保持一致,GDP增长和本国居民消费增长保持一致,区域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增长和出口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入流出和其收益保持一致,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保持一致。(傅萱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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