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科学的发展要重视人口发展水平的提高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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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本届政府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改变以物质资本的巨大投入、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粗放性增长模式。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意义在于,衡量发展不是单独看GDP的增长,而是要更绿色,更健康的GDP的增长。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同改善,社会公正和经济收入的共同提高。要降低GDP背后的环境损失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将发展成为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工具,其中也包括需要不断提高人口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经济学中,人口是经济系统的外在投入的变量,即劳动力。科学发展观下的人口则转变成为发展系统的核心,即以人为本的发展。要从单纯以经济为中心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开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所揭示的发展目标。因此我们提出要从“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转变到“Population in Develop-ment”。发展是一门系统科学,发展也要重视人口本身的发展和提高,努力降低人口死亡率,优化社会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城市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不同群体的人口的生活质量。人口发展包括人口质量、结构和人口福利水平。人口发展总体上应该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但往往也会相互不一致。例如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超前的人口转变,超前地实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再生产模式,超前地进入老龄社会。在另一方面,也会出现人口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例如我国义务教育都无法得到保障,出生缺陷率和性别比也是偏高的,在刚刚建国一穷二白的时期还能够普遍性地实现基础卫生保障,到了人均GDP达到1000美金的今天反而出现严重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一方面国家财政能力无比的强大,一方面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能力严重短缺,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充分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和人口进步。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相互促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下的,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代际的方式对全局和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我们常说“批错一个人,多生了3亿人”,这客观地说明人口发展对整体发展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通过上山下乡、婴儿潮,乃至大学扩招和就业难等发生连锁性地影响。东亚的经济奇迹则表明,人口出生率率下降使社会的抚养人口减少,社会资本可以更多地用于投资。人口对发展,和发展系统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是发展的第一资源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增长模式也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为根本驱动力,以人力资本替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替代生态资本,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以人口结构优化要收获人口红利,以人口布局优化和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关系,要充分发挥和扩展人口因素对发展的积极推动。传统的发展观强调物质资本消耗的增长,以资源的耗竭性使用为代价,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应该用相对富裕的资源来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所以我国应该选择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人力资源的优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财富。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力资源禀赋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从人口学意义上说,我们不能采取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发展战略,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特别需要采取就业优先的战略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凯恩斯提出人口是巨大的消费力,人同时是巨大的生产力。当然人口对发展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就是人口需要实现就业才能够对发展发挥促进人口,就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条件。人口的经济参与是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形式,人口的社会参与也是促进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参与社区发展、公共生活和民间组织解决各种公共问题,也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的社会参与和经济参与,共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我们重视了经济参与,却并不那么重视人口的社会参与。促进人力资源的社区参与和社会发展,相应的组织建设和制度体系还很薄弱,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以上海为例,上海目前的经济高速发展仍然是一种“混凝土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投资基础上的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能维持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长久持续性。上海新一轮高速发展需要依托科教兴国、依托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集聚作用,要构造人才高地,从而更好地适应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并以此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因此,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人才是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要加强对人口的投资科学发展要求促进人口发展,人口发展才能推动科学发展。那么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人的投资,而加强对人的投资也能更好地促进发展。第一,加强人口投资促进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是落实科教兴国、实现知识创新的根本动力。我国当前号称世界工厂,主要还是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环节集中在东部沿海,属于低附加值产品,具有自主知识品牌的产品不足。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要大力发展科技,依托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有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的能力,才能酝酿产生知识化的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种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基础在于提高人口的素质,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和提高研发能力,才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并为现代经济提供必要人才。第二,人口投资致力于根据人口生命的各个阶段提供公共服务,提高人口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建设,追求人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人口的预期寿命的提高,出生缺陷率的降低,生殖健康和优质服务、传染病发病率的下降、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控制,等等,是对人口健康投资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追求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要求完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加强卫生保健体系、健全家庭和社区服务、加强优生和生殖健康服务、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这些都是人口投资的表现形式。更间接地看,文化、旅游、健康教育、休闲和娱乐,构筑完善的家庭与社区生活环境,也是促进人口实现良好生活方式的重要投资。第三,移民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促进移民的投资应当成为积极的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人才高地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高地,吸引人才的集聚本身也需要一些政策手段和优惠待遇的投资,及改善人才发展的环境。同时,对移民不能采取“只用一段,不保一生”的榨取性思路,外来劳动力有内在的需求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制度化地融入城市体系,需要城市提供制度化的权益保障,及教育、卫生、保障、居住和社会服务的平等性对待,这也需要城市公共部门加强相应的公共投入,这是促进城市移民,实现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所必须支付的公共成本。人口投资,包括提高人口的健康服务、教育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其本质属于公共物品的投资范畴。因为人口投资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国家作为责任主体实现的,因为要充分维护社会公平、城乡公平和地区公平。加强人口发展投资的倾斜和转移支付,这样的人口投资是实现公平的发展的重要工具。(作者为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副教授 傅萱根据访谈整理)

3月以来,南京频频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门槛,允许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年龄在40周岁以下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直接成为南京人,再到对外地来宁面试的每个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给予千元面试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想方设法导流人才的并非南京一家,诸如武汉、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纷纷向毕业生抛出橄榄枝,“送户口”、“送房补”、“免费租借办公区”等政策层出不穷。不经意间,越来越多的二线城市加入到人才争夺战中,并渐渐进入白热化状态。

人才流动的重大转向

一直以来,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凭借发达的经济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着人才的持续流入。此外,北上广深名校云集,直接增加了高素质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

与日俱增的人才流入,直接带动了一线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崛起,而城市的发展又吸引着更大体量外来人口的进一步流入。

正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人口的规模效应可以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但过量的人口增长也带来了交通拥堵、房价上涨、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这些既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让居民生活品质大打折扣。

为此,北上广深均将控制人口规模作为破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并在各自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北京2300万人以内,上海2500万人以内,广州1550万人以内,深圳1480万人以内。

然而,2016年四个城市的人口分别达到2173万、2420万、1404.35万和1190.84万,除了深圳之外,北上广的城市人口上升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参见图1)。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越来越高。以北京为例,自2014年起,北京市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引进指标(即落户指标)逐年缩减态势明显,2015年进京指标尚且将近9000人,到2017年已降至6000人。北京市人社局更是公开表态称,将坚持“两严控一支持”引进毕业生,即按照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对落户指标实施“总量封顶”。

目前来看,一线城市的人口控制已经初步有了成效。2018年年初,北京与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2017年,京沪的常住人口双双出现下降,这在1978年以来还是首次。需要说明的是,人口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的城市竞争力降低,更大程度上来讲,还是主动为之的结果。

既然一线城市落户政策持续收紧,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才华无处安放,那么自然会流向二线城市。于是,二线城市间的“抢人大战”适时进入了人们视野。

抢人大战究竟在抢什么?

其实早在2017年,武汉、成都等许多强二线城市就已经陆续出台招才引智政策,旨在抢夺流向二线城市的优质人才。而今年,这场“抢人大战”的热度丝毫不减,反而愈演愈烈。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城市对人才趋之若鹜了呢?

答案便在于,人力资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而各个城市也对其愈加重视——说白了,二线城市抢的不仅是人,更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由此也将资本分割为两类: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所差异的。在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的发展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人力资本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大。

作为一种“活体资本”,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和空间,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科技创新、任何的增加经济效益的行为,都需要人的参与。

凭借其独有的创新性与创造性,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协调作用,人能够将等量的资源转化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人力资本无疑更适合作为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第一,人力资本拥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众所周知,以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而逐渐走低的投资回报率也确实在发生,一个直观的证据便是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差距越来越大(参见图2)。相比之下,通过教育、健康来投资积累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更能够带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无形资本,而无形资本的增值幅度显然是更为广阔的。

第二,人力资本可以显着提高区域生产效率。一方面,人力资本可以基于自身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来保证物质资本高效运作,进而提高产出效率并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加快新技术研发及应用的速度,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人力资本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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