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路【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传统和谐文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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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追求和谐,就是追求上应天理、下合人伦、协和万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间的一种和谐。和谐之意在中国古代常以“和”的范畴出现。所谓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衷共济之谓也。作为古代哲学和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精神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传统和谐思想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几乎涵括了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关系。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愿景重和谐,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人际关系方面,强调“和为贵”,提倡宽和处世,协调团结。孔子提出的“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理想人格,就是为了要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则集中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儒家为此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的道德思想体系,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传统文化把、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强调“协和万邦”,主张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和睦共处、亲密友好。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在强调“和为贵”的同时,还强调“和而不同”。和谐求以共生共长,不同求以相辅相成。在和谐中实现共同的发展,在不同中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和谐是中华民族的审美需求和谐是美学中达到一定“度”的审美体现。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谈论“美在和谐”时,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在谈这个主题,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正也。”正,也就是恰当、妥当、合乎客观实际的意思;“庸,用也,从用,从庚。”(据《说文解字》)。联系起来讲,“中庸”就是正确、恰当、妥当地为人处事,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第二章注)。持中贵和遂成为中华民族一项很重要的审美观念。持中贵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审美思想观念,而且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态,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等,无不是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谐精神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和谐文化熔铸的中国文学艺术精神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弥漫于全社会。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观念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上,则表现为注重抒情和写意,与西方文学重视摹形和写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歌和散文为中心,不喜作人生的具体描写,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澹泊宁静。中国古代文学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样式是“抒情言志”的诗歌,而叙事文学则相应地不发达。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的性质是抒情。例如《史记》就因洋溢着司马迁的悲愤情感而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中国古典诗词中情景交融的境界正是传神写意在诗歌领域的表现。传神写意的手法也同样适用于古典小说、戏曲的创作中。中国古典小说有白描的传统,即用最简约的笔黑,不加任何烘托,勾画出人物栩栩如生的情貌来。中国古典戏曲不像西方话剧那样注重写实,充分发挥了虚拟写意的表现性能,这种虚拟形式所形成的“物我同一”的境界,与古典诗歌的情景交融,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文化是建设美好未来的价值取向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其价值取向重科学精神而轻视人文精神。但人类的整体利益呼唤着和谐,和谐的价值取向也必须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意思是说四季的运行和百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不因外物而改变。他的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仅意味着巍峨葱茏的群山孕育了人们博大的仁爱精神,畅流不息的江河启迪了人的无穷的智慧,而且指出仁者喜欢宽广厚实的山峦,智者热爱波涛起伏的流水。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在许多方面都近乎极端,有一定消极、落后的成分,但其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文境界,主张顺应自然的思想,对于保护自然环境,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建世代延续的人类美好家园,仍然是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主张“君子聚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即仁德之道,义利之道。在当今经济活动中,特别强调“诚信”和“信用”,“诚信”是立国、立身、为人处世之本。此外还强调“以义制利”,中国传统文化把为社会整体利益作奉献称为义,把专注于一已之私利称作“不义”,这对于我们节制个人利益的追求,牢记“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是颇有警示意义的。传统和谐文化为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儒家和谐文化的“三部曲”是:中庸之道—和谐社会—礼为政体。“大同社会”,是儒家所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立等可取,所以不得不提出较为现实一些的手段来治理社会,这就是“礼”为政体,以“礼”治国。中国古代文化中强调的“礼之用,和为贵”,其中的“和为贵”是对“礼”的作用的陈述,“礼”讲的就是治理社会必须规范各等级身份,节制各利益群体,使其行为符合“礼”的规定,既无过分、过头、过火之处,又无不及的地方,做到恰到好处,就能达到“事之调适者谓之和”。可见,和谐文化所说的“和”都与“礼”密不可分。弘扬我国和谐文化,对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和谐世界同样有重要价值。重合作、重和谐、强调“双赢”的价值取向是时代的呼唤。当今世界,极需建构一个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以利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在整体中实现定位的公正、公平、平等、合理,使经济全球化真正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互利的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义是追求“大同世界”,倡导“协和万邦”。和谐共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当今世界的普遍价值和终极追求,和谐文化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引擎。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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