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先生一席谈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TAG:

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问:中共中央提出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保持改革方向,把握21世纪的发展契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科学发展观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当前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比较纷繁复杂,因此坚持改革方向不偏离应当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胡锦涛同志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的协调仍然任重而道远,也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协调一致和总体性推进是今后改革的必然内容。问:那么在坚持改革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把科学发展观切实地贯彻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呢?发展的过程必须面向现实,从实际出发。应该承认,很多历史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珍视,历史上出现的大跃进,实际上证明欲速则不达。当前也同样需要警惕“大跃进”的改革理念,比如社会对改革的期望值,有时就很不理性。具体来说,比如教育,我们曾经提出过在上世纪末教育的投资要占国民收入的4%,当时的理论起点还是教育的常规发展,然而这些年教育是以一种大跃进式的发展来消耗资源和资金。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教育上的投入仍然没有GDP的4%。再比如在公共卫生上,从缺医少药到一下子要求全民免费,这个跨度是否有足够的公共投资来支撑。另外,我们制定的关于小康社会的住房标准,甚至远高于经济发达的日本。在这些问题上政府缺乏理性的引导,相反,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不切实际的以此为目标,导致期望值越高,工作越被动,实现目标所需要的配套政策越艰难。在这一方面提倡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我们的实际情况,理性客观地设置我们改革的预期目标,并且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全社会培育这样的理性认识。问: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资源穷国,在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不少冲突和问题,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缓解的一种价值追求。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大量的出口物是附加值低、人耗高、环境影响比较大和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产品,无论是从国民经济发展还是从出口这两方面的持续性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都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依我看这样下去是很难有持续性发展的,现在能源的紧张程度,环境的恶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低成本运行,都已经接近了某种极限,确实需要一种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参照两方面的经验,一是资源比较丰富、环境压力比较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是怎么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二是资源非常紧张,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比如日本和以色列,他们又是怎么样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当然我们也要特别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片面地强调人定胜天,唯意志论;另一个极端则是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一切听天由命。实际上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环境、改造环境,就看我们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利用和改造。比如在水电开发的问题上,中央党校最近作了一个调研报告,报告认为在有些地方水电开发越多老百姓越穷,似乎小水电开发是造成当地居民日渐贫穷的直接原因,并以此来反对在上述地区开发水电,这种认识在公众媒体上传播以后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在目前能源缺乏的情况下,开发水电仍然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向,水电在北欧国家整个能源系统中的比率高达70%到80%,而他们总体上就没有出现过像上述报告提到的那种问题,同时这些国家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也在一个完全可控的范围内。因此不是要不要开发水电的问题,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机制和相应的环保制度,对居民生存影响的评估和补偿机制,以及从长期的角度如何给当地居民以利益回报。如果真正从科学客观的角度安排好,是可以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能获益的良好局面的,也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平衡的良性互动。问:现在讲到历史文物,要么就认为历史文物可有可无,要么就认为一切历史遗存都要保留,从您长期关注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实际上保留一切历史遗存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事情,历史遗物之所以宝贵和值得珍视,恰恰是因为它非常稀有,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历史文物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当然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但是总的一条还是需要我们通过创新的模式来实现历史、现在和将来的某种平衡。比如说上海的石窟门,现在成为上海建筑的一种象征,它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并创新的结果,它把英国的庭院和中国传统的江南民居进行结合,同时又特别考虑到上海地皮非常紧张的局面,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样式。从石窟门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今天就更需要用一种创造的方式来兼顾对历史的保护和对现实的考量。问:那么也就是说,面对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我们必须坚持科学而理性的态度,不应该简单予以全盘否定或肯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这样么?是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紧紧立足于现实,建立起一套文化选择的机制,无论是对西方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既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也要善于继承和吸收,特别是能够面向现实进行创造。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要么就是粗暴的摈弃,要么就是毫无保留的拥抱。比如说,春节作为一种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表现,但是当春运已经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是继续鼓励、不断强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传统,还是实事求是地比较创造性地实行引导呢?2006年春节,黑龙江提倡的错时休息既有一种创新的意味,又有比较负责的现实态度。另外比如祭祖,它在原则上来讲,毕竟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迷信成分,因为是一种民俗,(下转第3、6版中缝)政府当然不应该禁止,但是提倡和鼓励是否和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很深的冲突呢?孝悌观念在不同的时代应该赋予不同的内涵,总的原则应该是充分考虑现实情况、面向未来的。问:面对社会大众的理性不足的问题,您觉得专家学者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目前有一种比较可怕的现象,就是一旦提到回到传统,就把传统不分青红皂白的当成宝贝,这样的认识现在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社会是负有很大责任的。理性的培育主要还是依赖于专家学者们的理念传播。我们应该更多的教育青年一代既要了解历史,也要了解现状;既要了解自己,也要放眼他人。对社会漠不关心,对传统漠不关心,确实不是一个当代人应有的状况。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有责任将正确的声音传播出来,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不能仅仅停留于围墙之内。大学对社会的责任,知识分子对公众的责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应当是一种行动和实践。

问:苏先生,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东方管理学研究的学者,您怎么理解我们当前的国家战略?比如说,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您怎么看?苏: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正是党中央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新理念。当然,作为学者,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倡导到实践结果还是有一段距离,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理论的角度,也同样需要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更加具体的阐述。现在关于论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中,中国的传统智慧被忽视了。实际上将中国的传统智慧加以现代化阐释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内涵要求的,比如我们提炼的“三为思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完全可以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以人为本,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党中央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是东方文化以一种新的姿态参与到祖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表现。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满足人的需要,研究人的问题,为了人的发展,并且是建立在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作为前提之上。离开了对人的关注,离开了每一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一切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以人为本既是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工作的全部目标;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也是富国安民的根本保障。问:您提到东方管理智慧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和意义,对我们很有启发。我知道您在大力倡导“三为”思想的时候,也特别提出“三德”思想。最近在政协讨论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您能够谈谈“三为”、“三德”与加强荣辱观教育的关系吗?苏: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提炼“三为”思想的轨迹或许有助于回答你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比较早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早在1986年,我们就开始探讨人的心理、人的行为、人的期望、人的发展、人的需要、人的挫折作为人为科学的基础,并开始提倡建立在这一切基础之上的人性管理。从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将以人为本思想纳入到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体系中,并且也通过举办电视讲座、培训班等方式,传播理念和培养人才。沿着以人为本的学理逻辑,深入到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探讨,提出了以德为先,强调基于个人能力和职业的道德修养,是一个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前提。“以德为先”一直是中国文化最为鲜明的表达,也是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能够经历各种风云还能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宗教曾是欧美社会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和文化核心;那么,道德伦理就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但是,传统的文化智慧要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影响,必须赋予其现代涵义。因此,我们提出做官有“官德”,为民有“民德”,经商有“商德”,这就是“三德思想”。只有以“三德”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作为一个价值目标和实践伦理,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提出“人为为人”的社会价值。“人为”就是强调人要有所作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提倡事在人为的行动哲学;“为人”则是提出了一个社会目标的价值归属问题。毛主席曾经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如果细化一下,与现代社会生活是可以相匹配的,官员要为老百姓服务,商家应该为消费者服务,校长应该为师生服务,企业经理人应该为企业服务。只有把“为人”和“人为”结合起来,才比较全面地解决了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的目标追求相统一的问题。我认为坚持“三为”、“三德”,坚持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氛围构建,是建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的基础和最大实践。换句话说,当各行各业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荣辱分明、是非明了。问:具体地说,东方管理学可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哪些工作呢?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底蕴,建立起中国式的学科体系,来解决当前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下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想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做一点努力:从宏观的角度,全面客观的总结和审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既有进程,并进行系统客观、科学理性的总结,并将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在干部群众尤其是领导层中形成广泛共识。从宏观高度把握今后一段时期整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排除干扰,坚定信心。应该说这个任务在目前非常紧迫也非常重要,目前这方面总结得不够,认识得也不深,表达得也不够清晰,特别是没有将已经形成的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在全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传播。从中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深入到行业和产业的发展,认真总结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阶段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研究改革暴露的问题,甚至是这一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只有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校正方向,用创新的方式,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创新的制度来覆盖过程当中曾经疏漏忽视的问题或领域。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把目光聚焦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从现实出发,寻找中国企业的文化之道、管理之道和经营之道,总结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中国式管理思想。现在这一方面的总结还非常不够,迄今为止还是非常零散非常表层的。中国企业的管理之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关联没有得到真正的确认,更没有从深层解读。从政府政治的角度来看,可以整合中国文化的特性,去总结党和政府治理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应该形成政府治理的独特理论和实践。一句话,就是需要统合四个方面的总结,形成关于国家宏观管理、行业管理、企业管理和官员治理等方面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并且用它来指导下一步的改革开放。问:但是,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发展理念的系统论述。东方智慧可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何种思路?苏: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对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三个关键词,我的理解是发展必须是充分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各个要素和各个环节。而从东方管理学的角度所抽象出来的“四治”和“八行”的传统智慧,完全可以为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提供智慧。“四治”主要是治国、治生、治家和治心,它几乎可以概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过去,西方管理学中探讨的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宏观经济或者微观企业的领域。但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家国一体、天人合一的总体背景下,形成了关于国家治理、宏观经济、企业管理、家庭治理和个人修养一体化的综合式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当前,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纠正过去一段时间内仅仅注重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某些不足;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系统理念。如果国家治理(治国)、生产管理(治生)、家庭建设(治家)和个人身心修养(治心)实现了总体的平衡,社会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不是也就实现了吗?反过来说,也必须看到,当前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累积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最主要的一条应该还是没有实现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齐头并进;没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没有实现人的物质追求、精神追求和政治追求的统一。“八行”是人本行为、人德行为、人为行为、人道行为、人心行为、人缘行为、人谋行为和人才行为。我们可以作点更为详细的阐释。“人本”也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倡的以人为本。一切社会建设必须考虑到将人作为出发点,作为目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作为他人的手段和工具。“人德”就是指我们的工作要始终考虑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追求和道德评价,不能够仅仅考虑到经济收益和物质结果。“人为”是说我们要意识到一切工作都来自于人的积极性和社会实践,事在人为。因此,我们的管理治理必须始终考虑到充分发掘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反过来说,一切不利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模式、管理机制和体制都应该不断地被扬弃。“人道”指的是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始终符合人类社会的大道。也就是不能违背人类的基本信念、基本信仰和基本共识,管理模式、治理机制必须始终考虑到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人心”是指我们从事管理治理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人的心理需要和心理特征。人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存、精神生存,还是一种心理生存、文化生存。人同此心应当是我们从事管理治理的认识前提。不能违反人的心理规律,始终关注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和谐。“人缘”是指人的群体需要,因为各种缘由缘分而组成我们的社会。人缘包括地缘、亲缘、血缘、业缘、际缘等五缘。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根本性来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缘主要是在人的社会生存的角度来实现管理治理。“人谋”主要是指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谋略是管理治理的重要内容。管理是一种战略,是谋略、胆略的集中体现。在管理治理中,人谋是一个组织区别于另一个组织的鲜明特征,人谋是其创造性作为关键的表达。“人才”是指我们在管理治理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人才的发现、使用、储备、蓄养。人才是兴国之本,也是一个组织生存的保证。现代社会,谁拥有了人才谁就可以赢得未来。从对“八行”的简单描述来看,包含着我们目前所强调的和谐、创新和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智慧。因此我们说,“四治”、“八行”统合起来,既是一个对东方智慧的总结和凝练;也完全可以与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进行对话与融合。充分发挥“四治”“八行”的理念来推进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是一个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不仅如此,从我担任世界管理联盟中国委员会主席所体验和观察到的情况,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东方智慧的吸收和融合。世界管理大会将在2008年到上海举行年会,本身说明我们中华智慧是完全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也能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提供有益借鉴的。问:作为长期研究东方文化并与西方文化保持频繁接触的学者,您能对处于全球化思潮中的年轻人谈谈您的体会吗?苏:我想说的是,今天有很多中国青年人对祖国文化传统比较隔膜,在有些方面甚至表现出崇洋的心态。应该承认,作为教育者的我们是有责任的。因为,目前社会对传统都不是很尊重。抛弃得多,继承得少,创造性转化的成果就更为稀缺了。与世界接轨当然是好事,但是应该深刻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只有了解传统,才能走向未来。否则,丢了传统,也很难学到真经。当然,传统很复杂,有很多智慧,也有不少糟粕;同时即使是很多优秀的因子,也需要我们本着审慎尊重的原则,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阐释。但是,传统是本,传统是源,有本就不愁没有木,有源就不愁没有流。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会流长。创新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传统与现实的融合将创造出崭新的东西方融合的知识和理念。致力于这样的融合,为新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将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版权声明:本文由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发布于国际学校,转载请注明出处:与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先生一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