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科网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TAG:

问:王老师,非常抱歉占用您午餐和休息的时间来做访谈!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我们越来越发现,科学发展观在关注发展模式的变革、相关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诸多现实层面的背后,可能蕴涵着一种哲学上的内在动因。想请教王老师,您觉得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什么?王:我想,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理念,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继承、发展和深入,是对我们民族根本命运的思考:它包含着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化模式深入反思的价值取向,也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世界格局中地位的思考。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排除各种干扰,以迅速改变国计民生的方式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一百年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挨饿挨打中求生存、图发展。因此,“发展是硬道理” 通过对民生的关怀实现了对民族根本命运的关怀。既然是对民族根本命运的关怀,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自然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对于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和发展的价值等等方面的思考势必展开。中央将这一深入思考的展开提升为科学发展观,是很有必要也很及时的,体现了国家战略面向新时期新问题的自我调整,标志着执政党的理论自觉。问:那么,您认为,这种理论自觉与费孝通先生晚年一直呼吁的“文化自觉”有着何种关联?王:我非常赞成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从更深的学理层面,我认为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科学发展观。何以见得?一部近代史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而无论救亡还是启蒙,都演变为从总体上中国人对民族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断裂和拒绝。“中国的”就等于是“落后的”,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把建设先进文化的思想资源看作是来自西方文化精神。“现代化”长期以来被简约为“西化”,以为一切关于社会深层的制度设计、文化考量和灵魂守护的问题,统统可以交给西方思想。把西方人的真理当成自己的真理。但是,这样做在两点上行不通:西方的文化精神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作为国民性格的中国人还“在”,不可能彻底西化。西方的近代真理有它的古代前提,古代的思想渊源,这种前提体现在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上。我们没有这样的前提,要把中国人改造成为西方人是不可能的。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的历史构成了它的命运。在中国历史的根基中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最基本的领会方式。中国人理解的“道”、中国人理解的“德”和西方人对“道”的理解、对“德”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国民性格的中国人还“在”。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可以借鉴,但是我们的生命幸福感、精神家园必定还是民族的。真切地看看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支配他的言行举止的,仍然是中国的态度。因此仅仅把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理性规则给予中国人,然后要求其遵守,是很难做到的。中国人所能承认并遵守的规则,必须体现为一种生命情感的认同,而不是它表达了抽象的理性。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科学发展观应当以中国文化精神的当代更新为基础。问:台湾作家龙应台有过一句很打动我的话:中国文化成了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去年,在由《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文化是什么》一文中,她对文化作了下面的表述,“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这一致思路径,与您对生活方式的重视、对生命情感的民族认同,有很深的契合。您能否从文化的角度做点拓展。王:政治、社会制度是以社会生活原则为前提的,对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不仅仅是文化学的,更是哲学的。我们不能脱离民族生活的前提而建立起一套制度规则。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在西方,他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理性人格关系的确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才能生长出西方的各种社会生活制度。换句话说,独立个体的产生是一个更加根本的前提。也就是人与人不再在一个等级序列之中。在社会公共生活当中,任何人都不比他人具有伦理等级上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我们若去追问中国人要建立的制度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物质生活方式、生产关系首先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能否产生出独立的理性人格是值得探究的。还有一层,对于中国人而言,独立的理性的原则是否是建立制度的最根本的前提,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感性的人格可能是我们制度产生的必要前提。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已经把个人从传统的人际格局中抛出去,自然也就从传统的伦理共同体中抛出来了。这意味着在个人公共生活中必须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这一步已经全面展开,在将来还会更加彻底。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道路负责,这是中国人面临的一次巨大的命运转折。这一转折构成了我们的现代化的基础。但是它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人道德上的自律自觉是否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就是主体原则能否确立。困难在于,一方面,主体原则必须从民族传统的根基中形成;另一方面,精神上的主体,在我们这里是有欠缺的,如果道德不能够自觉,那么现代化的驱力和市场法则将会把人仅仅当作物质利益的个体,就很有可能堕落为“物欲性个人”。中国人很难成为抽象的理性人格,所以我们要把中国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关联认同作为基点,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性精神的感性人格,让每一个个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在伦理上的责任。现在,拥有资本和社会权力的人却未必能够承担他的社会责任。在西方,资本是通过理性规则来承担它的社会责任,比如说纳税。中国人也试图这么做,但似乎不是特别成功。在我们这里,承担社会责任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种博弈。避税成为企业的一种集体意识,这就说明我们对于通过抽象的理性规则来承担责任这样的方式有一种文化本能的拒绝,很难从内心真心诚意地去遵守它。因此,我们可能应该不得不从感性人格的角度去建构当代制度原则。把法的责任和伦理的责任统合到生命情感的认同上,以此来建构现代原则。举个例子,国际学术界通过基尼系数对中国两级分化的巨大张力进行分析,却很难解释得通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又保持了某种均衡和稳定,原因在于中国人的二次分配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伦理传统来实现的。亲人之间的经济互助是一个非常普遍也是非常自觉的行为,甚至民工流动的重要纽带就是亲戚、朋友、同乡等伦理法则在起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确实有可能在当代视野中来发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且可以借助当代制度设计的智慧而将这一古老的社会文化理想变成现实。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学习西方必须和文化自觉紧密联系起来,有了文化自觉,学习西方才会有审辨的参照、选择的标准,才会找到最适合我们的制度原则。同时,也才能够对西方的原则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使之既具有当代性也具有中国性。另一方面,对西方的认真学习也有利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既包括对自身传统的深刻领会,也包含对这一传统犀利深刻的审辨。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没有文化自觉,就不可能自觉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反复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来源于对自身特色的体认。马克思曾经关注过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成为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断的重要理论支撑,而哈佛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对两种文明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大胆预测,也是很有见地的想法。只有全面深入地展开这方面的思考,才能够抵御西方发展模式独霸天下、包打天下的蔓延,而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中国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成为发展模式多样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科学发展观。问:您的这一论断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和文化交汇的当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哲学提醒。那么,想请问您,这一命题,对于承担着文化传承、思想整合、智慧创生和理念创新重任的当代大学和学者,意味着什么?王:国家发展与文化自觉之间,既有如此深的关联,这自然就意味着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有着特殊的使命。我认为,首先要在教育过程中充分表达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教育过程少了人文关怀,没有文化承担,缺乏传统认同,即使最后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技术强人和商界奇才,也是大学和教师的失职和悲哀。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引领部分。倘若大学缺失人文教育,那么,在高考指挥棒下的中学又能如何?当前,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倾向、产业化倾向已经具有不小的影响了。我们应该在守护教育理想、守护民族文化生命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不能糊涂,更不能跟风。从学者的角度而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不应该使自己的事业职业化,不能仅仅把学问和教职看成是一个饭碗。人文学者是民族文化自我反思的先行者和代言人。人文学者自身就应当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并对学术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承担。但是现在,学者有一种堕入“术”中的危险,“术”大于“学” 甚至有“术”而无“学”,那是非常可悲的现象。返观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家,哪一个不是对家国命运忧心忡忡的关怀者?当然,当前不如人意的状况,除了学者自身的责任之外,作为学术共同体规则的大学制度和学术评价制度也难辞其咎。当前大学制度只能防止无所事事的人混日子,却难有可能保护学者思考所需要的闲暇。所有的人都在忙忙碌碌的社会事务中,在林林总总的表格会议中无所适从。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承担,往往是需要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但是,我们的制度是否允许十年磨一剑?然而,倘若总没有这样的宝剑被磨出来,也就不会有社会改革的思想资源。问:王老师,从复杂性科学和系统思想角度来看,许多制度都经历了一个渐变、耗散并走向其反面的过程。这是不是同制度设计的初衷只是为了防“弊”而不是激“利”有关?王:你说的很对。梁启超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积弱在于防弊》。 因为既然制度规则主要在于防弊 ,那么其前提就是更多地考虑人性低劣的一方面,这当然就会走向越防越“弊”。制度建设的思考路径应该从正面着手,应该从如何充分发挥“利”的角度来设计。尤其是对学者而言,应该对学者良知与学术热情有充分的信任。让学者疲于应付和忙忙碌碌,是很难期待他有思想、有创新的。我们谈制度建设的目标,绝不仅仅局限于大学制度和学术制度,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这样的积极目标也应当是一个基本前提。这也是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与文化自觉的内在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和目标一致性,都是强调在个人的价值和发展前提下,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尊重他者的发展,最终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在国家富强和全民族的共同幸福中升华个人价值和人的自我关怀。

(本文由戴明朝根据访谈录音整理)

从理性上,人文关怀鼓励公民积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现实关系和个人理想等人的本质要素,通过提供平等、公正、和谐、法治的发展环境,促进个体的才智、潜能的充分发挥。人文关怀强调根据自我的实际条件确定志向和目标,从劳动和对社会的创造以及对他人的关爱中实现自我的幸福和人生意义,并在自我理想的实现中,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个人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个人需要和他人需要、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自觉维护民主、文明、公正、和谐、敬业、诚信、友善等公共原则,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的丰富性,从而实现人文关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契合。

人文关怀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有效途径

人文关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同的价值理想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对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生活意义的肯定,强调人的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和解放,属于主体哲学范畴。人文关怀通过物质和精神上的介入,实现对人的关心、爱护、尊重,最终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文关怀都不能超越其历史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关怀是时代性、民族性和制度性的高度统一,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内涵、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彰显了中国特色人文精神的民族自信、人文自信和价值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从国家目标,还是社会和个人领域的价值诉求,其根本目标都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制度和精神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业。”这个共同理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说,就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基于唯物史观,从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所倡导的人文价值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诚信、友善等观念之中。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其最终目的,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人文关怀的直接体现。

版权声明:本文由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发布于国际学校,转载请注明出处:浙江社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