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考改革如何突破?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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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完善以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为主、多样化考试录取为辅的考试制度?结合上海市近年来的改革与探索,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李瑞阳博士近日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高考改革进行了多年,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统一到多样,从一考到多考,但改革的政策效果总不那么如人意,关键性问题之一就是高等学校不能真正依法行使招生自主权。为什么要让高校自主招生?这是因为,高校最清楚什么样的人符合本校的培养目标,什么样的人适合怎么样去培养。让高校自主选拔考生,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作用,有效地识别具有培养潜质的各类人才,避免只凭统一高考分数来决定取舍。从考生方面来说,这也是对他们发展的尊重。高校自主选拔招生有利于全面而真实地反映考生的综合水平和个性差异,使他们找到真正符合个人发展理想的学校和专业。高校自主选拔招生,考生增加了考试录取的机会。如果这一制度全面推行,一位考生报考数所大学就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获得了自主,能够避免一张考卷定终身,避免完全被动的、盲目的选择。高校、考生各得其所,提高教育质量就从源头上奠定了基础。高校自主选拔招生,高中教师和学校推荐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们对考生状况有最实际的了解,给他们以发言权不仅能帮助高校全面考查考生,而且有利高中教育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所以,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高校自主选拔招生,能够推动整个教育的进步。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政策前两年已经初露端倪,并有局部的试验、小步的推进。然而效果却不明显,2006年上海高校春季招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为何春季高考试点的四省市只剩下上海在坚持?为什么报考人数激增而录取新生报到率却下跌?人们举出了各种缘由来作解释,笔者以为,政策贬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春季高考自2000年起试点,其初衷是打破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制度束缚,给考生以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时,给高等学校以更多的招生自主权。但是,这项政策的出台,一开始就潜藏着贬值的因素。第一,参加的考生是秋季高考或历年高考的“剩余”,他们是第一次或者若干次考试的落榜者或放弃者,总体平均水准低于秋考。第二,部分高等学校参加录取,高水平大学不参加,这等于昭示了春季考试是“低端市场”。由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竞争,政策效应偏离目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随着整体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学的机会增多,就业市场对文凭“品质”的追逐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政策价值的衰减日趋明显。在已有的改革政策中,实际给予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十分有限,主要是录取范围上的部分自主,但没有考试上的自主,而更实质的自主恰恰在考试的自主。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自主选拔招生改革试点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实质性的变革,他们要通过适合各自学校特点的考查方式自主选拔考生,决定录取。尽管它还是小范围的试点,还带上了某些旧制度的“尾巴”,但是毕竟冲破了旧制度最坚固的束缚。我们应当为这项改革政策大声叫好,为这革命性的一步鼓掌。高考改革之所以难,就在于其问题的复杂性,也因为它牵涉千家万户利益,关系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影响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改革不可不小心,政策出台不可不慎重。有其利,必有其弊,改革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如何来趋利避害,需要探索。所以,试点是必要的,逐步推进也是应该的。理想的好政策应当充分预见到利益关系主体的各种诉求,并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诉求。作为老百姓而言,他们最期望的就是孩子能公平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能公正进行选拔。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是改革就有之义,也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对高校而言,自主选拔招生是“新事物”,没有经验,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组织考试,而且要准备承担考生自主选择可能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证考试的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取信于社会。对政府而言,放权并不等于放弃责任,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应当切实行使好服务、协调和监督的责任,使高校自主选拔招生能够有序、有效、公平、公正。这样,老百姓才能从政策中得到真正的实惠,高校才能从政策中真正得到好处,改革的政策目标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主持人:本报记者 姜乃强

  ■嘉宾: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 李瑞阳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高考改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不到10%提高到现在的21%,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规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对高考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考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深化高考改革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最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21%,北京、上海等城市已超过50%,一些城市的高考录取率接近80%。从教育测量的角度看,用一张试卷对报考北大、清华及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测量是很难区分的。而从学生发展个性化、多样化的角度来看,用一种模式对学生进行测量也是不够科学的。同时从高等学校的角度看,不同层次的大学及高职高专院校对学生要求各有不同,实行分层次、多元化的考试录取会更加有利于他们选拔适合的人才。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理性分析高考改革的难点问题,有助于高考改革的整体推进。高考改革的难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高考改革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压力。高考制度作为高等学校的人才选拔制度,同时承载了过多的附加要求,包括社会人才观的引导、实施素质教育的导向、高中学业水平的检测、学生综合素质及创造潜能的甄别等。与此同时,激烈的就业竞争也集中反映到教育领域的高考竞争中。在此情况下,高考改革倍受社会各界关注。不可否认,统一的高考制度会有弊端,但如果废止高考制度,则必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中,以高考分数作为主要的录取依据,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可以说,在目前情况下高考仍是相对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

  高考不仅起着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规范和引导中学教学的作用,而且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功能。高考改革不能仅从教育系统内部出发,更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从国家层面来说,高考关系到科教兴国和国家的人才战略;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考涉及社会公平和全民素质的提高;从教育层面来讲,高考涉及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在此情况下,高考改革自然成为了政府、民众、媒体、家长和考生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高考改革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重社会压力,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逐步分离高考所承载的附加功能和巨大压力,使高考改革在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和正常的教育生态下稳妥推进,这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怎样理解高考与应试的关系

  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招致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批评。在2005年教育部进行的素质教育调研课题中,其中一个专题就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如今,我们该如何认识理解考生负担过重的问题,高考制度是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片追”、文理偏科、学生负担过重、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在中学,“考什么就学什么、教什么”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高考也因此被批评为“异化的高考”。其实,应试教育的出现并非是由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社会上客观存在着各种差别,如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高考选拔实际上起着对高中毕业生进行第一次社会分工的作用。只要存在着社会差别,就必然存在着竞争。因此,高考制度并非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社会舆论的压力,媒体的炒作和家长、考生沉重的心理负担,也是形成学生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既然高考制度不能轻言废除,而“减负”又势在必行,探讨考试科目内容和高考竞争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基础教育领域新课程改革的实行,也在呼唤与之相衔接、相协调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新课程改革立足于迎接创新型社会的挑战,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的新型人才。因此,其在客观上也要求考试和评价制度的改革与之同步。因此,在社会和教育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因势利导地发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如何从科目、内容、形式和录取等方面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使学生从过重的学习和心理负担中逐步解脱出来,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高考改革作为一项整体的制度改革,必需从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及考试制度自身的规律出发,从宏观上协调高考与大众化人才培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关系,进一步明晰高校招生的责权关系,逐步建立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分层考试制度和多元的招生制度,使命题指导思想由知识立意逐步转为能力立意,并建立以分数为主、多元综合评价的录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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