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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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央提出我国的发展要转到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上。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地区差距的拉大、环境污染、三资企业比例等。这20多年来,我们很追求效率。一个现象是,政府官员几乎都变成了经济专家。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但在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要顾及全民,让全民受惠。否则内需就不会增长,那么会出现通过投资和出口变量来拉动经济,这样的经济会与别国发生很大的矛盾,很危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贫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还能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要素秉赋有:劳动力人口。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两元经济,13亿人口中有8亿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结果是工资低,所以廉价劳力是中国经济的特征。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被打破了,在上海,月薪从500元至5万元都有,而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很少见。这个工资系列的好处是任何一个来中国投资的项目都可以找到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本进入。中国缺少资本,但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华人资本。改革开放初始,最早进入的就是华人资本。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使中国在短期内超过了几个时代。制度改革。但最初的改革已经显出了弊端。现在要缩小贫富差距,低工资要增加,高收入者要负担更多的税。从大的方面看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实际就是7、8亿劳动力参预了国际分工,生产要素被重组,资本和生产线被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国历来是需求制约型经济,扩张需求以支撑增长。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高速增长。但在1997—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疲软,通货紧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200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明显,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大幅增长,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9%。全年GDP增长数据为9.1%,这是97年来的最高值。2004年达到了9.5%。中国经济的第一波增长来自农业增长。1978-1985年是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时期,城乡差距最小。1985年后,又开始拉大。现在的城乡差距有三倍甚至更多,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最富的省和最穷的省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大概是12倍,现在是40倍。而农业是土地、资本、科技密集产业,中国的农产品因为没有比较优势,也不能出口。这说明最初以食品为内容的增长已经到顶了。第二波增长的内容是轻工业,中国从1985-1992年是乡镇企业一枝独秀,成为经济的火车头。从1992年起,中国开始有了消费,消费开始推动对经济增长。第三波增长的内容是家用电器。所有这些在1997年都饱和了。这时中国出现了两元经济,城市已经饱和,但农村却无力消费。只有江浙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工业化和移民基本解决了三农问题。因为出现了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和就业制度改革,从1995年始,中国银行出现存款余额高于贷款余额。消费开始萎缩,投资也开始萎缩。这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一是城市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推动的,这两项消费的上涨,推动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这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的。二是中国加入了WTO,出口连年高速增长。三是中国的工业全面发展,工业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重工业的增长高于轻工业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工业化时代。四是工业化带来了移民潮,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这四项增长再推动经济增长5、6年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中国的GDP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这也是因为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层次比较低,提供的是低端劳力。GDP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很低,GDP增长10%,就业只增长1.2%,就业低增长与GDP高增长形成矛盾。推动GDP增长的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始终在低水平,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回报率较低)和出口。而一个怪圈就是: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投资和出口时,它就越发依赖这两个因素。内需的增长就越发落后。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不断上升,也构成了中外利益集团的矛盾。小国经济中可以有很高的进出口率,大国的外贸依赖度不能很高。 国内居民储蓄不断增长,但投资渠道很少,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居民储蓄难以形成有效投资,构成储蓄和投资的矛盾。中国目前不缺钱,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FDI(外商直接投资)要进来?因为FDI带来的不仅仅是钱,是项目,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国际市场。但FDI需要中国的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产品是“made in china”而不是“made by china”的原因。这也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太低的原因。经济增长的速度中,第四产业增长太慢。对创造GDP贡献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美国和日本先后成为“世界工厂”,但当日本成为“世界工厂”时,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新趋势,那就是高科技产业并未转移,科学的中心没有转移。所以日本没能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独霸世界。但日本仍有它的品牌和产业。当中国成为第四个“世界工厂”时,却很少有自己的品牌和产业,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我们分到的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收入。而且按照这种形态发展下去,三产也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比如上海这种城市的定位就很困惑。国内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尤其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不发达。这就是我们的危机。地区不平衡在增加,东西部的差距已经达到2.6倍。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增长中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矛盾十分明显。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法两国的7.7倍,日本的11.3倍。与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成对比,环境污染已成危机。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总依靠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要提高内需。经济发展要立足于本国,不能过多依赖外国。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城市扩展至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定要有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中产阶级的社会才是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怎样形成中产阶级?我认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多数人,至少七八亿吧,他们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有体面、有知识;二是把所有企业的股权公共化,让大家持有企业的股权,以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只有保持公平的社会才是最终有效率的。所以我的提法是:公平最后会促进效率,促进社会发展。因为一个大部分人都是低工资的社会,可能在微观上有效率,但在宏观上是没有效率的。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做到几个一致: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保持一致,GDP增长和本国居民消费增长保持一致,区域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增长和出口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入流出和其收益保持一致,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保持一致。(傅萱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被公认的第四大贸易大国。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统计,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8512.1亿美元,同比增长37.1%,但是,进出口顺差255.4亿美元,同比下降16.1%。  这一组有增有减的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常习惯于用进出口的规模与GDP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从1998年以后,按这个指标来看,的确,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在迅速增加。根据我们的计算,在2003年,它已超过了60%。但是,这个指标存在很多局限性:首先,这个比例反映的是我国对外的开放度,不能反映由进出口带来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次,这个指标的大小受到汇率换算率的影响。第三,它没有排除掉其他部门对进出口的影响,然后再通过进出口去影响GDP这样的机制。  因此,为了较为准确地测出对外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最近,我们采用了一种弹性度的测量方法对其又做了重新评价,它排除了上述诸问题的干扰,结果发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有两个,一是政府部门的公共支出,二是民间投资,但后者作用较小。相反,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而且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我国净出口额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这和我们原先的认识有一定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关系到今天评价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重要依据。  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中国的贸易结构,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一半以上是属于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的贸易产品,因此,从净的出口上,由于出口伴随着进口,而且,附加价值的创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相似,仅限于组装等简单的流水作业,所以整体对GDP的贡献并不大。这就是上述用净的出口来评价对外贸易依存度后,得到的一个比较精确的、但又令人费解的实证结果。事实上,当我们仅仅用出口额来代替净的出口额作上述分析时,就会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度的确"非常大",竟然达到73%!几乎和传统的用进出口与GDP的比例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惊人吻合。实际上,这种测量方法正是造成人们认识上误差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进一步通过分析各个类型企业的贸易结构就不难找到国际贸易的规模在迅速增大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明显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  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依存于进口的加工贸易(或转口贸易)。相反,中资企业更多的是一般贸易。但是,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今天已在总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达到了6成之多,这和1985年还不到1%的水平相比,不知道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资企业的出口比例在明显下降。因此,加工贸易的特征在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问题时决不能忽视。而且,从以下各图表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出口结构中加工贸易的比例在逐年增加,而中资企业一般贸易商品为主导的出口结构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加工贸易有力推动就业  为什么加工贸易会被外国资本看好呢?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受世界经济环境低迷的影响。2、加工贸易的经营风险比较小。3、加工贸易更多的是集中在劳动力禀赋充足的国家和地区。  首先,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跨国企业对其出口商品的定价能力大大削弱,为此,为了确保企业应有的利润,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了多国籍企业目前情况下非常重视的生存战略之一。加工贸易恰恰是符合了这种战略的要求。  其次,加工贸易的经营风险比较小。主要是国家风险,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税制环境的好坏。而汇率风险对这种贸易类型来讲影响并不大,因为加工贸易自身存在着对冲机制,进口的损失出口补,反之亦然。  第三,我们从这种贸易结构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加工贸易都集中在劳动力较为丰富的国家。我们的周边国家都曾经经历过加工贸易的时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资源逐渐饱和,其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在这方面已不再具有优势。加工贸易集中到中国部分原因是中国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但除此之外还有3个原因值得重视。首先,中国加入WTO,贸易壁垒已经逐渐减少,对外国投资者来讲,加工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其次,中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实施。此外,潜在的、庞大的和神秘的中国市场促使外国资本以低风险加工贸易的形式进入,了解了中国内部经济、经营、文化的环境之后,最终销售渠道转向庞大的中国市场。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量最大的国家。去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对华投资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也都集中在采取加工贸易型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如日本和韩国等。  尽管加工贸易型的FDI在进出口方面对GDP的贡献并不大,但是,它对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和民间投资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有报道显示,目前外资在中国直接吸收了1800多万个劳动力,间接创造就业机会700多万个。因为加工贸易比起附加价值高的生产类型,它能够更适应中国劳动力的技术特点,能够更大程度地创造出就业机会。所以,我国政府在税制、立项、利润分配和审批手续等多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优惠政策。  近来,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之一的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逐年增加,从以往的加工贸易型战略(日本原材料中国加工再出口到日本),转向与欧美一样的市场渗透型战略(日本原材料中国加工中国销售),而这种战略更多的是来自于合资企业。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加工贸易战略的这种变化会更为明显。  挑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如上所述,我们不能否认加工贸易和具有这种战略的FDI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的比例过大也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如下的挑战:  首先,大量的加工贸易会引起价格上的过度竞争,竞争的结果具有两面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承受这种两面性的影响国内外是不对称的。过度竞争造成的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享用好处的一方是国外消费者,尽管给国外生产者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却刺激了他们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会引起国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冲突,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外国厂商和国内厂商的利益冲突的激化,这种激化通过贸易争端甚至会上升到国与国的争端。相反,过度的价格竞争带来的好处我们却分享得很少,从消费者方面来看,尽管整体上带动了就业,但是,由于过度竞争导致交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我国消费者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在下降,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冲突在恶化。另外,从生产这方面看,它更不利于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摆脱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靠价格获取竞争优势的不利格局。中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在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产业政策和招商引资政策的脱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这些年我们也在生产附加价值高的产品,但是,我们却没有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事实上,从我们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专门化系数(出口减去进口除以贸易规模)所作的中日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除了在食品、杂货以外,其他产品我们的专门化系数都为负,而日本都为正。这表明中国产品在这些附加价值较高的领域中,至今为止,竞争力还远远落后于日本。  其次,加工贸易的不稳定性使得中国的出口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由于加工贸易型的FDI急剧减少,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为维持以往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金融不健全的情况下,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业的附加价值来弥补FDI贡献的减少。当然,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对外资来讲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即便如此,它也没有改变加工生产的格局。  第三,它可能对政府宏观经济的调控带来难度。因为,跨国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的经济性,当新产品激发市场的需求时会进行大量的生产,加工贸易的生产特点也为这种方式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这却有可能造成我国配套产业的过度投资和局部泡沫的问题。  第四,因为加工贸易更多需要的是资源的管理,而不重视产品的共同研发,以及技术人员的知识升级,这就造成了中国高级人才的浪费及其知识进化动力匮乏。  根本出路是调整内需  显然,加工贸易的格局受到很多内外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世界的经济环境,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我国的就业状况等,绝不是我们可以单方面把握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理想水准就很难确定下来,但是,如果能够把握以下几个环节,就有可能使加工贸易和这种类型的FDI带给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中国产品非价格的对外竞争优势。为此,招商引资的政策应与产业政策保持协调,而不能光顾和就业政策配套。其中,特别要在重视培植大企业的同时,大力支持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因为私营企业规模较小,能够及时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而大型企业,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受汇率影响都较大(在高风险时,出口额受汇率波动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  (二)解决对外贸易依存度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扩大内需,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我们的民间消费却表现得软弱无力。民间消费的无力表现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不够高,更关键的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如保险业、养老金、失业基金、教育基金、住房基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得还不成熟等)导致消费者的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无法充分体现——人们担心自己的未来而拼命储蓄,资本市场的低迷又无法给消费者创造财富。因此,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应与内需调整政策同步进行。  (三)民间投资贡献留下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我国的企业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融资,银行的脆弱性直接制约企业的融资能力。所以,现阶段企业之所以能推动经济增长,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非正规的金融渠道在"发挥"作用,一部分也是因为外国的直接投资起着功不可灭的推动作用。其次,国债的大量发行会超过市场的需求,这样必然会抑制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能力。所以,现阶段FDI、财政支出和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增长模式的持久性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财政支出不能无限放大,加工贸易型的FDI有可能向第三国转移,中小企业的非正规融资方式也很难支撑他们向更新的台阶腾飞,将来即使改变了我国的贸易结构,但是要依靠进出口部门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制约,因此,只有解决正规渠道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地发挥出现代企业的威力,才有可能让居民心甘情愿地将庞大的储蓄拿出来安心消费,这样也才会真正唤起市场的活力,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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