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与《四库全书》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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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乾隆年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 “回归”和“穴结”伴随“盛世”而悄然出现。而最能展现这一文化风貌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省)人。他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书籍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全书分装成36000余册,约7.7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正式开馆。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举荐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陆锡熊(1734-1792),上海人。乾隆52年隆冬,他终因心力交瘁而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四库馆的学者们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达360多人,另有抄写人员3826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八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七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又称“北四阁”。而藏在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的三部,又称为“南三阁”。底本存放于京师翰林院。七部《四库全书》中现完整保存下来的仅三部。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自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提要》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当时的大学者朱珪在《纪晓岚墓志铭》中也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对该书有着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虽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就曾“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给纪昀等莫大的压力。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据说乾隆帝时不时会驾临四库馆。有一年夏天,汗流浃背的纪晓岚忽然见皇帝来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穿上衣,遂赶快躲到桌子下面。其实此时乾隆帝也知道他在桌子底下,最后就装着没看见走了。皇帝出门以后,纪晓岚问身边人:老头子是否走了?恰好被跟着的和珅听见,他以此来问罪纪昀,你为什么敢称乾隆皇帝是个“老头子”?这个野史里说得更是有声有色。纪昀说,“老,万寿无疆则为老;头,万民之首则为头;子,昊天之子则为子。”他解释得非常圆满,乾隆帝当然也很欣赏。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余嘉锡曾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宋明人著作涉及辽金元少数民族史实,一概在查禁之列,投降清朝之人的文集因其人无节操在禁毁之列,一些戏剧、小说因为事关风化也不许留传后世。最糟糕的是,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而根本不加任何标注,现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些书籍的可靠性遂成疑问。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的书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约八万块。同时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据《清文字狱档》记载,《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 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合计10254种,172860卷。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18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无庸置疑,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不仅需要征访天下书籍,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也不仅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学者的共同参与,而且还需要高水平、大手笔、学识渊博的“通儒”来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以起到“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纪昀就是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起着核心与主导作用的“通儒”。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生于雍正二年,卒于嘉庆十年,直隶献县人。他出生于世家大族,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不仅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而且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有“神童”之称。成年之后,愈益才气勃发,于乾隆十二年乡试高中,十九年会试折桂,从此步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的鼎盛时期,翰林院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1]。纪昀位列其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他随侍皇帝左右,或应制作文,或纂修书籍,或参与典礼,或扈从出巡,深受皇帝的倚任荣宠。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正式开馆后,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荐举下,纪昀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主持并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纪昀也由此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事业。一、总揽全局,“撮举大纲”,负责全书编纂审核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后,为保证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皇帝特别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专门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此外,还设有总校官、总阅官、分校官、提调官、收掌官等职任。在四库馆内的诸多职掌中,总纂官一职,是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上有正总裁、副总裁,但他们大多只是挂名而已,并不直接负责馆内各项工作,也不具体处理实际事务;而下虽然有众多的纂修官,但他们只分别承担部分书籍的具体编纂工作,如考证校勘、辨伪辑佚、提要钩玄、分类编排等等。而总纂官则必须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主持全书的编纂勘阅事宜,发挥“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在《四库全书》大规模的纂修工作中,根据书籍的不同来源和具体情形,馆内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新编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作为总纂官,纪昀不仅负责全书的编纂工作,斟酌制定全书凡例,而且直接审核各书,决定取舍。以进呈书籍的校阅为例。当时,乾隆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为保证书籍的来源和质量,曾采取种种措施,诸如采辑《永乐大典》珍本,挑选内廷各处所藏典籍,采购社会上流传书籍,下令编纂各种图书等等。除此而外,还特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征书活动,数年之间,翰林院即“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2]。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无疑为四库馆的采择编纂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天地。然而,要对如此众多的书籍进行甄别采择、考证编纂,绝非易事。其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进呈书籍数量大、种类多、内容繁杂、版本不一的特点,纪昀首先主持制定办理程序,明确任务分工,即先由各纂修官对书籍进行初步的清理甄别,上自“罕见之书”,下至“寻常著述”,均列入校阅单内,以供进一步校阅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琐屑无当,“倚声填调之作”,或“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3],则摒弃不取。若发现有“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的书籍,也逐一剔出,另行处置。凡经初步甄别后列入校阅单内的书籍,即分别发下,由各纂修官进而作详细的考订校阅,包括版本鉴定、内容考证、文字校勘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应刊刻”、“应钞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所有经纂修官考订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书籍,最后都要集中送至总纂官处,交由纪昀等人逐一检阅比勘,决定各书的取舍亦即录存与否。大体说来,凡“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4],列入“应刊”范围;凡“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5],以及阐明学术,长短互见,“瑕瑜不掩”的书籍,列入“应抄”范围;若“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6],或“俚浅讹谬”者,则列入“应存”范围。各类书籍经乾隆帝过目之后,其中的应刊各书便交由武英殿刻书处予以刊刻,此即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刻之外,应刊各书还与所有应抄各书一并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抄录成册,此即“著录”书籍,亦即其后各阁收藏的书籍。至于应存各书则不再抄录,只是保留它们的书目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因此又称之为“存目”书籍。这样,从清理甄别、考订校阅,到审核去取、刊刻抄录,馆内上下各司其职,编纂按部就班,工作有条不紊。可以说,纪昀在四库馆所做的,就是“斟酌综核”、“撮举大纲”的工作。诚如后人所言:“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7]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页码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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