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院学习讨论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集锦

2019-09-17 17:15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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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孙老师,您好!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有一段时间了,在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对科学的发展观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我们很想听听哲学教授的看法,您能给我们简单谈谈吗?关于科学发展观,各方面已经谈得很多了。从哲学上看,我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以人为本全面生产理论的回归和发展。一个社会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但是一个社会又不能以经济的发展为唯一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的生产必须以物质生产为第一前提,但是生命的生产有更宽泛的内容,它是四种生产的统一,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自身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在这里,物质生产是基础,离开了物质生产,其他三种生产就失去了发展的前提,但是如果以为物质生产是人的唯一生产,那么真理也会变为谬误。马克思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因此,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整个社会应看成四种生产的统一,并且应把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看作更高层面的历史规律,因为人有四种需要,任何一种需要的不满足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开始我们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我们必须注意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深化和提高的重要表现,也是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当代意义的又一佐证。如果经济上去了,工人下岗了,这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问:那您看来,如何找到这一平衡点呢?换句话说,如何处理四种生产的内在关系呢?在四种生产中,物质生产是基础,因此发展是硬道理。我不同意有些人在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中对改革开放的过多指责,因为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没有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问题是单有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是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发展的中断的。在这里,我也不同意对民营企业家的过多指责,因为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原因不在企业,而在政府。在经济领域,活动的第一原则是财富,是发展;而在社会领域,活动的第一原则就不是财富,而是人的发展,这恰恰是政府的事。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是引导和协调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满足人的四种生产的需要,包括医保、就业、教育、养老等公共领域事务,协调好各方面的发展。这在国际上被称为一种软竞争力,也就是说,越是协调得好,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越有利。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大挑战,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最重要的就表现在这里。四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然而长期以来却被我们忽视了,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似乎整个社会只有物质生产一种,而没有其他生产,因而也不需要研究其他生产的规律,研究四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误导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地位和责能。许多领导干部只抓物质生产而忽视整个社会的和谐。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把物质生产交给企业去管,而重点抓好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二,似乎劳动人民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追求者,更不是其他三种生产或三种需要的追求者,这是对现实的人的片面理解。马克思曾经批评过李嘉图把工人看作是没有七情六欲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的实际要求,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观点,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它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人的学说,以人为本的历史视角,以人民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问:现在不少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您是怎么理解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人们的一种创造。因为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能用于其他三种生产或社会和谐的资金总是有限的,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实行打持久战的战略,想要在一天之内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医保问题、养老问题是不现实的。青年学生有些操之过急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加强国情教育、历史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在战术上必须从最紧迫的问题着手,用我们有限的资金去解决人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客观地看,我们的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实践探索,能够在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且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来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深化,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现代资本主义几乎整整花了四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具有像他们一样的物质财富,那么我想,中华民族的社会和谐一定会搞得比他们更好,社会发展也一定会更迅速、更健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家、以人为本的光荣传统,只有当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完美和谐并历史辩证统一的时候,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吴新文: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把和谐界定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说明我们党不是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作是权宜之计,而看作是决定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意义非常深远。马克思曾经断言,一个时代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目前中国GDP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值世界第三位,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跨越了温饱阶段,而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也应该看到,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相伴随的是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各种“不平衡”,部分国民对国家发展路径的公平与正义维度产生了疑问,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开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此意义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理想,而是改变现存的各种不和谐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也不是农业和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和谐社会,而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时代的和谐社会。经济市场化强化了每个人、组织和集团的利益追求,而政治民主化则强化了个人的权利意识。在这样的社会中,矛盾、冲突和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博弈和斗争是常态。因此,这一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并不是要排斥矛盾和斗争,而是要使斗争理性化、文明化,最终达到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那种认为一讲和谐社会就不能讲矛盾和斗争的观点是片面的、是一厢情愿的。事实上,现代和谐社会是通过斗争才能达成的,只不过这种斗争还在一个统一体内进行,还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已。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代,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能忽视这一基本的时代状况。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伟业中,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扶弱抑强。一方面,对那些社会底层和生活无着落的人员要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保证他们生活的底线,决不能让他们成为得不到发展益处的“局外人”或“他者”,甚至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精英、强者和强势集团要进行教育,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动他们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回报社会,让财富在整个社会产生良性循环。而对于那些自我中心、无法无天、无视他人权益和社会疾苦的所谓“强者”,党和政府有必要进行“抑制”甚至惩罚。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徐英瑾:从育人角度看教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本人阅读后很有感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协同努力,我现在主要从大学教师的角度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大家都知道,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量的人才,那么什么是人才?以前以为懂技术,政治素质好就是人才。这固然不错,但是还没有说到位。懂技术不懂原理,只可能算是低级人才,因为这样的人缺乏科技创新力。另一方面,政治素质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仅仅说“忠于党、忠于人民”实在太宽泛与抽象了,因为党的政策一直在根据现实情况作出调整,真正的政治人才是能够深刻理解政策的人,而不是机械执行政策的人。而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其核心就是理解党的“和谐”观。和谐不是和气一团,不是不讲原则讲人情,而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大家感到这个社会正义了,社会自然就会和谐,否则就是假和谐。而要讲正义,一是有赖于扎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另一点则是有赖于道德思想素质的提高,尤其靠教育。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提高高校道德思想素质教育的质量,特别是如何避免此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弊端。我个人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工夫未必得在专门的思想道德课程上下,一般的学术训练其实就是道德情操培养的好机会。具体而言,老师上课要认真,对学生的要求要严格,对各种学术不端现象要有惩罚措施。学治学就是学做人,而治学认真的好习惯若被学生带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去,则会使其终生受益。反过来说,若学生观察到平时努力学习的同学在利益分配方面往往受到比较会搞关系、但成绩一般的同学的打压,而教师对此现象又不闻不问,那么学生的公平感就会丧失,价值观就会扭曲。如果我们的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普遍存在这种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会产生误导作用,长此以往,社会怎能够和谐?而为了在校园内树立正气,教师的榜样作用就非常关键。首先,教师自己绝对不能够有任何学术上的不端行为,而一旦有了,学校也得在核实的前提下根据情节给予一定的处罚,否则无法使得学生信服。同时,教师要对学生的日常学术活动多加督促。现在我们的文科教育普遍存在作业布置量少的问题,比较海外名校文科学生的阅读量,我们的学生其实是太轻松了。当然,增加学生的作业量自然也增加了教师自己的监督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精力投资是非常值得的。第三,建议学校有关方面设计制度,有计划地安排所有的研究生做相关领域的本科教学的助教,这样既锻炼了研究生,也可以降低任课教师在督导学生方面付出的精力成本。最后,我们也希望教师本身在决定学生奖学金分配的时候有更大的发言权,多体现学术权重的含金量。 这些事情看似小,但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确立正确的荣辱观,关键就在于细节。学生毕竟是关注教师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如何说的。王志伟: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我谈两点体会:第一,对这次中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意义应该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到今天我想已经明确了两个基本要点:其一是中国的现代化最终不可能脱离、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架构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得到完成;第二就是我们的现代化也不可能依靠全面复制西方国家的模式得到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尤其是建国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为今天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基础,同时也有深刻的教训。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积累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社会的构成日益复杂化,由原来的工农商学兵相对简单的社会分层迅速地分化出许多新的阶层,阶层间的社会地位迅速变化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和谐社会的提出根本上说并不是我们的领导人的天才构想,而是当下中国社会实践及其矛盾的产物和必然要求。第二、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是全方位的,它的内涵中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诸多方面,这也决定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和谐社会并不能单纯地依靠宣扬友爱,甚至是抹煞现实矛盾来得到,而必然地要求一种反思的态度,要求正视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正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失误。现在有一个倾向是害怕暴露问题,这会造成危险的耽搁。我个人认为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是中央政府用铁腕遏制资本力量的无度扩张及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同时对农民、城市贫民、受损害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并使他们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表达。邹诗鹏: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性我衷心拥护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决议。不过我更愿意从问题意识展开相应的理解。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事业取得了长足且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面临的问题在于也十分严峻:社会方面,大量社会矛盾积累,贫富悬殊,利益冲突格局加剧,而且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也呈加剧之势;自然生态方面,发展二十余年来,中国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再就是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诸如道德、信仰、社会诚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提出相应的政治理念。和谐社会即是这样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社会一方面聚集了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应对了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事情,符合人类发展的现状。我们希望这一理念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指导中国人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此外,从马克思研究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思想更加有益于近些年对马克思早期、中期以及晚期思想的系统性理解与把握,对于马克思人论、生存论、价值论、发展观以及现代性等方面都会很大的推进作用。 孙承叔 : 发展与共生――关于社会和谐的哲学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越来越需要整体思维,越来越需要哲学。问题的提出在当前,有二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问题是社会和谐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如何平稳、健康地发展?长期以来,我们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在计划经济下,由于没有那么多利益集团,因而经济的发展不会产生那么多社会矛盾,社会在形式上看是和谐的,但是却缺乏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了,并且充满了活力,但是由于诸多利益集团,并且各行其是,却容易产生复杂的社会矛盾,一个社会如何既保持它的活力,同时又内部健康和谐呢?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难题,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难题。资本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长期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战略,即“小政府、大自由”,国家对市场采取不干涉政策,只起“守夜人”作用,由于它充分地调动了资本的积极性,因而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它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世世代代,不仅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最广泛的世界性联系,而且使一大批国家步入工业社会。然而它也留下了最大的社会难题:定期的资本主义危机,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工人造反,无产阶级革命,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遭到严重破坏。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改变战略,实行国家干预政策,有的国家实行“大政府――福利国家――社会伙伴关系”为主的国家体制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社会和谐度,但也导致了整个经济的低效率,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普遍下降。20世纪70-80年代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回到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大批卖掉国有企业,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减少对工会的支持,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史称“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活力有所增加,但工人的生活处境却进一步恶化,福利减少,失业上升,两极分化进一步尖锐。效益与公平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后,如何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紧迫课题。学界虽然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大多停留在操作层面,而很少从哲学上进行思考,我感到从哲学上讲,从最高的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和谐,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社会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即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四种生产之间的内在平衡,这是任何一种社会生存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而也是我们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正象他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因此社会要素互相联结,不可缺失。社会之所以是一有个机体,其根本原因在人本身,因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 “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正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决定了全部社会联系的有机性。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 因此,社会不是乌合之众,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合,“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 正是赖于这种结合,人类才能最终高于自然、战胜自然并成长为人,这是人类真正的力量源泉。因此社会和谐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形成最佳社会合力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由于我们缺乏对人本身的全面研究,因而导致对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片面理解,即把社会生产归结为物质生产一种,而忽视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全面研究,这是导致见物不见人片面社会发展观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其根本含义就是指出了四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了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有机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物质生产是基础,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580页)但是如果以为一个社会只要进行一种物质生产,那同样会使真理走向谬误。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的生产是四种生产的统一,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生产,社会有机体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只能在观念上分开,而在实际上不能分开的过程,因为人不可能只靠一种生产来生存。物质生产是基础,但是构成物质生产基础和前提的是人的自身再生产,因为人们之所以要劳动,“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 “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和人们的意识一样,也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 正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决定了人必须劳动,因此,与物质生产一样,人类自身再生产也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目的,它构成整个社会生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正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需要,构成了其他三种生产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前提,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不断再生和发展。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社会机体的运动和发展是不能离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然而在物质生产唯一性思想影响下,人类自身再生产从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消失了,至少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其结果是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基础,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除了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马克思还十分重视精神生产,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自觉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动司令部,它在整个社会演进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物质生产一元论的影响下,这一重要的生产同样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精神生产对社会生活具有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它是社会心理的升华,但却能驾驭社会心理,它是社会存在的升华,却能变革社会存在,它是经济基础的升华,却能推进经济基础,它受制于上层建筑,却又构成上层建筑的灵魂,是上层建筑控制、调节社会力量的精神司令部,它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社会生产、社会结构、社会演进的先决条件和精神动因,忽视它,同样不能完整准确地解释和指导历史。在四种生产中,最熟视无睹是是社会关系再生产,似乎它是虚幻的东西,实际上,社会关系生产同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最有力保证,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生活,因此,只要人活着,他必然对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有某种要求,从这方面讲,建立最佳社会关系同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要求,这是人世间一切政治、文化活动的根本动因。离开了社会关系,任何社会生产都不能进行,它既是其他三种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要素,同时也是其他三种生产的结果、动力。能否建立最佳社会关系是人类自决能力的标准。因此,社会生活是不能离开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外化为制度、法律、组织,积淀为道德、风俗、习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主要标志。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在于建立最佳社会关系。然而在物质生产一元论的影响下,它也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其结果必然造成对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忽视,造成只见物不见人的片面理论和片面实践。社会和谐的实质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此,象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样,除了进行物质生产外,它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四种生产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任何一种生产都是其他三种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生产的发展都必须以其他三种生产的发展为前提,任何一种生产的缺失,都会引起其他三种生产停顿,从而引起整个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中断,所谓社会和谐,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在这四种生产中,物质生产与人的自身再生产具有更加基础的地位和作用,离开了物质生产,人就不能生存,而人的自身生产则是进行一切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因此,社会有机体和谐的第一层含义,就是物质生产与人的自身生产的内在平衡,如果物质生产上去了,人的自身生产下来了,工人大批失业了,失去了民生之本,这个社会离动荡就不远了。人是一切人类活动和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出发点,如果人连基本的生存、就业都成问题,连最基本的教育都不能获得,那么在现代社会,它不仅影响物质生产,而且要影响其他生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本身是以高素质的人为前提的,如果一个社会培养的都是文盲,不仅精神生产,而且物质生产也难以为继。就物质生产与其他二种生产而言,物质生产将首先决定精神生产,因为精神本质上是对生活、实践的反映,并且为生活、实践服务。物质生产也将决定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为生产决定分配,从而决定消费,而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本质上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正象马克思所说:“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即处于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于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口袋里装有多少工资,将再生产出他的社会关系,从而再生产出他的社会存在因此,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但是反过来,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人与人之间是否形成最佳社会结合,同样也对物质生产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因此,社会和谐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任何一种生产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生存,这是更高层面的社会发展规律。那么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做到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呢?这里最关键的就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基本原则是财富原则,是利益原则,是竞争原则,是资本原则,它是不会顾及人的自身生产和其他生产的,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按资本的本性,它必然会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它必须保持相当的雇佣工人队伍,保持一部分人的贫困,否则资本就无法运转,也就是说,保持一定的贫困人口是资本发展的条件。不仅如此,如果按资本的本性,它也是无视法律的,正象马克思所说,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冒违法和上绞首架的危险。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既要发展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任凭资本自由扩张,侵占政治和文化领域是不行的,否则自由资本主义的后果必然会在中国重演。但是如果强行要资本承担一切其他社会责任,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企业的责任,并且在社会上出现贫困和弱势群体时,要求企业和公众慈善募捐,虽能解决一时,但解决不了长远,并且在人的尊严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弱势群体本质上就是劳苦大众。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国家(政府)调节,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制定法规,让企业、资本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二是通过税收,进行全社会的国家调节;三是启发企业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从整个社会有机体和谐发展的角度,制定发展战略,引领社会进步。这里最重要,也难度最大的是第二条,即国家必须代表人民,通过税收,将企业部分利润转化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重新用之于民。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是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因而国家在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担任着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国家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人民必将自己起来创造这种关系,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人民选择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人民是以牺牲一定的自身发展空间为条件的,并且将原本属于人民的资源集中于资本之下,因此,资本虽是组织生产的一种形式,是适合市场经济的一种比较好的形式,但并不是一切财富都是资本创造的。因此,将资本、企业创造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给国家,并重新作为人民的自身再生产条件,实际上是资本对人民的应有回报,其形式不是直接给个人,而是通过国家的方式,为公众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公众服务,本质上是对人民主人地位的确认。这样,国家就在整个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必须反映人民的要求,协调好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四种生产,创造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最佳环境,最佳关系。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创造一种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即能动地建构社会关系体系。建构最佳社会关系体系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是资本的代言人,因而在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中,它往往会站在资本的一方,而较少顾及工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在社会有机体四种生产中,国家最关心的是物质生产,而容易忽视其他生产,尤其是人的自身生产――工人的自身再生产,因为资本是最高原则,只有在外界危及到资本利益和增值的时候,它才会为了资本的安全而放弃一些资本的利益,因此,在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过程中,它往往比较被动,其结果,生产是上去了,但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合力不一定是最佳合力,即使对物质生产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因此有可能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地协调社会内部各种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和高速发展。这里第一前提,就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离开了这一条,机体就没有活力,一切和谐就缺乏基础,因此我们还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发展市场经济,包括发展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是人类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正象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由于生产力落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由于资本和私有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人,绝大多数人口还必须凭工资生活,因此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这一阶段从某种意义讲,是以牺牲工人的某种发展空间为代价的,否则在平均主义原则下,则只有在低效益基础上的普遍贫困化,如改革开放前的困难时期,虽然大家平等了,但却牺牲了效益。马克思曾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争论发表如下的评述:“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 显然这是不行的,“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不是空想,而是现实地对待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私有制的存在也是难免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具备消灭私有财产的充分条件。因此,为了发展经济,我们今天还必须承认资本、私有财产在发展经济中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承认仅以资本、私有财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为限,而决不是承认资本、私有财产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尤其在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的第一原则不是资本原则,而是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资本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无产阶级国家在社会有机体再生产中就居于核心地位。因为社会和谐,人民与时俱进的利益的满足,是通过国家调节社会关系实现的。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体,因此它必须遵循有机体的两条生存、发展原则:(1)整体性原则,所有的要素都必须服从于有机生命的整体,资本是这样,物质生产也是这样;(2)和谐性原则,四种生产必须内在平衡,形成耦合关系,否则将影响有机生命,这既是基本的有机原则,同时也是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本质要求,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只进行一种生产。由于社会生活必须有序,因此,人民是通过国家去完成这一使命的,也就是说,国家必须通过税收,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劳动成果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社会有机体四种生产的全面再生产,达到社会和谐。在这里,国家承担了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最重要任务,否则社会将进入无序状态。根本原则:共生与发展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成员的共生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可分配资源少,因此国家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保证物质再生产的正常运行,竭泽而渔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则必须保持社会有机体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任何一种生产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个有机体的生命,因而如何建立一个廉洁、高效、为民的政府就成为社会机体再生产的关键一环。由于可再分配的资源少,因而政府的廉洁是取信于民的关键,这就必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加强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并由人民群众评判政府工作的好坏。一切与民争利、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都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条件,就是必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构建一个民主高效的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主动出击,建构起最佳社会关系生产体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尽管资源有限,但是如果分配合理、公正,同样能产生最佳合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最困难时期,之所以能凝聚人心,成为抗日中心,不是凭着财富,而是凭着最佳社会关系,因为关系就是力量。在创建社会关系再生产体系中,没有太现成的道路可走,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弱点就是把人工具化,没有形成反映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机制,因此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不行的,我们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自主创新。它的目标有二,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保持社会的活力;二是协调四种生产内部矛盾,使社会达到内部和谐。这二条都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才能达到。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以财富、货币、资本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因而只有科学的财富分配,才能产生和谐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保证经济正常高速运行的基础上,保证社会有更多的财富用于其他三种生产,用于人类的自身发展,用于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由此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以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科学和合理。一切贪污、腐败、草率、随意都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为了能科学的决策,还必须建立人民利益的反映机制和协调机制,亦即加强公共领域建设,这是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却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凡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方面都应有人或相应的组织去关心,无论是民间的或是官方的,都应布局到位,并通过公共媒体,形成社会共识。公共领域主要是指私人生活领域(家庭)、私人生产领域(企业)与国家决策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无论是老人问题,小孩问题、妇女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也无论是环境问题、边少问题(边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还是企业的贷款问题、税收问题、出口问题,凡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都应有相应的组织或机构去研究、思考、反映、解决,从而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这里包括社区建设,如韩国的“新村建设”,国家支持,民间自治,复盖到每家每户,形成和谐新村。发挥非政治的民间组织作用,加强利益集团与国家的沟通和联系。尤其要发挥舆论的引导传播作用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库”作用,因为正是这些思想家、理论家每日思考着社会问题,他们视野开阔、认识深刻、不断地分析和提出问题,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精神司令部。如果我们的公共领域能够充分地反映问题,研究问题,并建立充分的、全复盖的协商机制,我们一定能形成科学的决策,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不仅中介为财富、货币、资本,它还外化为制度、法令、组织,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我们的执政地位,将合理的、已经成熟的相互关系制度化、法令化、组织化,并通过思想家、理论家将其升华为思想、观念、文化,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将其积淀为道德、风俗、习惯,融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因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人们最自觉的生产之一,它不仅影响到其他三种生产,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因此,在社会关系问题上,我们不能陷入超越经济发展程度的空想,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得更好,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依然是作为历史过程主体的人本身,正象马克思所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或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因而历史再一次向人们昭示,人类历史进步从根本上讲是依靠了两大法宝:一是工具的诞生和发展,使人的脑力、体力获得了超个体发展;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使有限的孤立的个人获得了社会的合力。没有前者,即没有工具的发明、没有自然科学、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至今还外于自然的压迫之下;没有后者,即没有社会科学,没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人类至今可能仍是一盘散沙。社会关系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最有力保证,是达到社会和谐的最关键一环。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建立最佳社会关系,通过发展和共生,达到社会和谐,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本质要求,也是历史上一切战争、起义、革命、志士仁人奋斗的根本目的。四种生产理论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学说是马克思历史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今天特别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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