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会否改变司法判决 日本律师深度解读江歌案

2020-05-08 02:49栏目:外语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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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备受关注的在日女留学生江歌遇害案将在日本东京开庭。

据日本《东方新报》报道,江歌案临近审判,江歌母亲日前抵达日本,征集在日华人及日本民众签名,请求司法机构判处疑犯陈世锋死刑。签名请愿能否影响判决?刘鑫证言对案件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处理过多起涉及在日华人凶杀案的TMI律师事务所的日本律师刘奔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去年11月3日,来自中国山东青岛的江歌在日本公寓门前被连刺10刀毙命,犯罪嫌疑人为同居室友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

死刑的可能性很小

案件审理前,江歌母亲江秋莲于当地时间11月4日抵达东京,继续开展签名请愿活动,以期当地法院判处陈世峰死刑。

据统计,截至11月15日,在希望日本法院对陈世峰判处死刑的签名请愿活动中,已有150万人先后签名力挺江歌母亲,先不评论在道德层面上刘鑫是否应付的责任,但通过江歌母亲在案发后所做出的努力,至少华人世界已经对本案件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对犯罪嫌疑人陈世峰处以极刑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请愿活动对判决结果有什么影响?陈世峰是否有可能回国受审?刘鑫在江歌案中是否应负一定责任?就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几名法学者,解读江歌案的焦点问题。

签名请愿活动在本次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焦点问题一:签名请愿活动会影响判决吗?

TMI律师事务所的日本律师刘奔说:“签名请愿活动对法院量刑结果影响会非常小。因为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 ‘量刑’环节,行为的危险性,计划性,犯罪结果等会被重视,相反,社会舆论则不会被特别重视。所以通过签名请愿活动营造出的社会舆论,只能是让法庭体会到华人社会十分关注本案,而对量刑本身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在量刑过程中,犯罪结果,也就是杀了几个人等因素可能显得更为重要。江歌案的犯罪结果导致了一人死亡,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的判例中只杀一人就被判死刑的量刑结果几乎没有,所以江歌案中判决陈世峰死刑的可能性很小”。

公开报道显示,鉴于日本对死刑判决的态度非常谨慎,杀害一人很难被判处死刑,江歌母亲在得知日本法院曾发生33万人请愿死刑成功的案例后,便寄希望于通过万人签名推动判决陈世峰死刑。

日本的量刑数据库

让江秋莲看到希望的案例发生于2007年,日本3名男子通过网络相识并一起实施绑架杀人案。遇难者母亲发起全国签名运动,33万人签名强烈要求将主犯处以死刑,签名被直接送交给了法务大臣。

在日本,杀人罪的定罪和量刑是由日本公民中选定的6名裁判员(类似于陪审员)和3名专职法官来判断。据刘奔介绍,日本法院备有专门的“量刑数据库”,先输入案件中重要的量刑事实要素,诸如有无持刀、有无计划性、事后有无救护行为,犯罪结果……输入完毕后,“量刑数据库”会根据以前的判例,自动生成可参考的量刑结果图表,如果是仅有一个人被杀的话,所看到的参考图表中应该不会出现“死刑”的判决结果。

时隔8年,日本法官在确认犯罪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情况下,作出了判处主犯死刑的决定。

TMI律师事务所日本律师刘奔(左)接受采访。(日本《东方新报》)

由此,很多人相信,江歌案的签名达到一定数字后,就可以推动杀人犯被判决。

法律上签字请愿对判决影响微乎其微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多名受访专家表示,日本比较强调司法独立,请愿书不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日本的刑事案件中,由检察官进行起诉和举证。因为证据价值不高,签名请愿活动的结果有可能不被检察官视作证据提交到法院,即便提交到法院,仍有不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根据刘奔律师以往的经验来分析,本次签名请愿活动的结果很有可能不会采信。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认为,虽然有意见认为之前有过请愿书成功的案例,但一般不单纯是请愿书发挥的作用,案件性质有不同表现,可能是受到国家议会等立法机关施行监督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但是,刘奔认为,签名请愿活动的结果虽然作为量刑证据不被重视,但江歌母亲作为被害者的家属,为了倾诉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其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分析说,影响判决的主要因素仍然要看江歌案的具体情况:一是案件事实本身,二是被告人对自身犯罪的认识。“以我知道的日本比较着名的案例来看,如果审判结果的确离案件的客观事实相去较远,特别是杀人犯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甚至是判决生效以后服刑过程中,毫无悔改之意,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请愿活动有可能会导致案件重新审判。也就是说如果案件事实本身和被告人的态度让法官感到可以对被告人网开一面,判一个终身监禁更能体现法律的本质作用,那么请愿活动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刘鑫谈证言的重要性

洪道德指出,如果要以2007年的矶谷利惠案为参考申请死刑的话,要重点看一看那个案例中法官对被告的判决依据,要对比两起案件的相似度。一看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手段和犯罪后果和江歌案的相似度,二看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如果他对被害者和社会表示忏悔,很有可能对影响法官对他的量刑。

在日本,裁判员由6名日本公民组成,所以为不影响裁判员的正常工作,庭审时间会安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进行,并在最后一天作出判决结果。12月11日至15日是审判陈世峰的庭审期间,刘鑫应作为证人出庭,由于舆论压力、有愧于江歌、紧张等因素导致其在庭审中做出与当时记忆相反的证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其出庭作证之前,检察官早已搜集完了客观证据并将其提交于法庭,如果刘鑫的证言与客观证据不符,法院会更加重视客观证据。

“我个人认为不要过多地去倡导签名请愿的作用,33万人请愿死刑在那个案例里也不是成功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案情和被告人态度这两个方面起决定作用。如果他有认罪忏悔的姿态,再加上他的辩护律师可能会抓住这一情节进行有效辩护,会相当影响到法官。”洪道德说。

另外,如果真如刘鑫所说,整个案发过程中,她均在屋里,并没有看见陈世峰行凶的过程,那么刘鑫证言的重要性将会次于其他客观证据。因此,刘鑫作为案件经历者,其证言固然重要,但法庭将会更多地依据客观证据。

焦点问题二:陈世峰是否有可能被引渡回国受审?

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仍有很远距离

既然日本法律比较“宽松”,被告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较低。那么,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都是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按照属人原则,将陈世峰引渡回国,移交我国司法机关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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